全球總人口當中，有3.5%的人是移工。但在COVID-19(下稱新冠肺炎)確診數最高的20國當中，移工佔其總人口數至少4.5%，這些移工在疫情當中相對地面臨更高的感染風險以及生存考驗。
早於疫情之前，移工容易成為社會中的弱勢族群。但疫情使得這群人更為脆弱，原因包含邊境的封鎖、產業緊縮導致的失業或勞動條件劣化、集體式(易群聚感染)的住所、對健康資訊的語言識讀障礙、身分變動造成在社會安全網邊緣化或排除、還有對外來者的歧視等等。
我們可以從跨境匯款的消長來想像移工經濟影響的程度。根據世界銀行在去年四月的推估，2020年匯往中低收入國家的款項估計較原先預估金額大減20%，雖然在後來10月的報告中有對此比例下調為11%，但這幅度還是相當驚人，代表許多移工出外打拼，卻可能因為疫情失業，賺不夠錢寄回老家供養。但有些不尋常的金流，例如尼泊爾在下半年度收到較往年更多的匯款，推測與當地疫情更趨嚴重，海外家人加強金援有關。
受影響的還有國際照顧鍊的末端──已開發國家的勞動力需求。日本目前因全面鎖國，營造業與服務業的人力短缺立刻浮現；韓國的農工等也面臨短缺，尤其像季節性移工完全無法入境，反倒讓現有的農工日薪漲了兩三成。
於是報導常用stranded一詞，來形容在疫情中大規模擱淺的移工，不論是在人身自由、收入、或思鄉的心情上。
但在臺灣──一個好一段時間被新冠病毒遺忘的島嶼，這詞蘊含的景況全然不同。
指揮中心表示，案〇〇〇為印尼籍20多歲男性，今(2020)年〇〇月〇〇日來臺工作(〇〇〇〇)，持有登機前3日內核酸檢驗陰性報告，入境後至防疫旅館進行居家檢疫，迄今無症狀；〇〇月〇日檢疫期滿後，搭乘專車至其他處所自主健康管理，〇〇月〇〇日由公司安排自費採檢，於今日確診(Ct值〇〇)。衛生單位已匡列個案接觸者共〇人，因有適當防護，列為自主健康管理。
這是我一個疫調到半夜的個案，最後在新聞稿上呈現的段落。不為人知的是，那些列為自主健康管理的接觸者，與個案同一時期入境，一起搭車採檢，跟個案也語言不通，很快就被外商公司遣送回國了。當時我連忙跟仲介解釋，他們有著入境陰性+14天檢疫+7天自主自康管理+口罩+自費陰性的金牌，我們防疫並沒有需要做到這個地步，有其他例如再次自費的辦法來解決…。「公司很謹慎」，仲介只能無奈地回應。
相較於接觸者是不被停留的人，這位印尼男孩則是徹底地被滯留了。受過大學教育的他，來臺灣工作是他出社會後第一份合約，檢疫/管理約20天後，再接一個月的住院隔離，中途歷經一度陰性卻陽轉的絕望。最終指揮官核定解隔後，他表示想回家(公司也不願用他)，但過了數週仍登不上飛機，因為搭機需要的核酸陰性報告，他出院驗了兩次還是生不出來(輕症者可能痊癒後數個月仍驗得出病毒核酸)。
他因為邊境管制政策沒有隨新知調整，就這樣被持續被軟禁在旅館，此刻還在等待我們與印尼官方的協商結果。另一個協調成功的案例是，一位確診移工二採陰出院後，需要做外籍移工入境健檢，卻被多家醫院拒絕，最後有賴我老闆出面才有醫院願意幫她做健檢。
對於仲介而言，移工縱使有搭機前陰性報告，還是與危險劃上等號，檢疫完還得公費/自費採檢才能放心；再次採檢的移工就是金雞母，仲介會追問我們報告結果，才能趕快交工抽成；但一旦陽性，移工就成了掃把星，仲介會被追殺做疫調(因為語言不通需仰賴翻譯老師)，好一點仲介的會在寒流時關心同鄉移工穿得夠不夠暖，差一點的仲介就不聞不問，或拒絕移工在住院期間想要的額外飲食花費，甚至有移工被仲介罵哭，說「妳為什麼要帶病毒來臺灣」。
「(確診)這樣誰敢用？」這常是仲介接到噩耗當下的第一反應。
從1992年頒布就業服務法，臺灣引進產業與社福類移工快滿30年，但因為活動領域顯有交集，70萬移工對許多本地人而言是隱形或(因為聽不懂)刺耳的存在。
是疫情讓潛在30年的歧視浮現與變質。從去年年底因印尼移工佔境外移入的大宗，指揮中心宣布全面暫停引進印尼籍移工，疫情新聞下方就總會有要移工滾回母國、別帶病毒來台、健保不該補助醫療費用等仇外留言。我們也常接到民眾陳情哪裡有居檢的移工亂跑，或某公眾場所有移工群聚，或說移工對社區的老人小孩很危險云云。
另一方面，疫情也讓移工的脆弱性有所反轉。因為許多航班停飛、減班、或漲價，聘僱期滿逾期居留的外籍移工無法遣送離境，導致收容中心被擠爆，再加上收容替代措施，非法移工便可以暫時合法地打黑工，黑市薪資水漲船高。而國際照顧鍊的斷層，讓有長照需求的家庭有錢也找無工，引發其他社會問題。
在傳統傳染病領域，藍領移工本就是政府嚴加監控的對象。像我們部門需花多達三分之一的人力，以高額罰鍰輔導仲介記得多次的移工定期健檢，來篩檢出寄生蟲、結核病等境外移入傳染病；現因應新冠肺炎疫情，疾管署有製作多國語言素材的防疫宣導品，還與勞動部啟動泰、越籍移工檢疫期滿篩檢等加強措施。
但這樣就足夠了嗎？私認為一旦桃園守不住，社區開始流行，兩類移工可能成為傳播加速器：一是住團體宿舍的產業類移工，二是無合法身分的移工。
新加坡就是第一類移工成為疫情破口的借鑑。去年4月爆發的大規模移工宿舍群聚感染，就是因為宿舍環境長期壅擠不人性化所導致；他們最終在去年12月以核酸與血清檢測大量篩檢發現，移工族群的新冠肺炎盛行率高達47%(相當於1萬5千人確診)，對比一般市民僅4千多的確診數，可為懸殊。但危機也可以是轉機，新加坡也因為疫情開始重視外籍移工的居住空間，調整使宿舍房間大小與密度符合國際勞動組織的規範。
第二類移工曾在去年疫病濫觴時成為焦點。一位非法的移工看護在醫院染疫，引發相關部門加強查緝的動作，但最後指揮官因防疫量能的考量，反對掃蕩非法看護而作罷。
上周才剛接到一通雇主說剛檢疫完的移工逃跑的電話，問這樣會不會造成防疫漏洞？我只能說我不知道。但我們更應該關心的是移工為什麼會逃跑的結構問題，這顯現我們修訂諸多勞動政策──取消移工三年出國一日、零付費改革、直聘等，仍無法根除仲介體制的剝削。唯有透過讓非法移工(無論是逃跑或聘期滿回不去)取得合法身分，才能促使移工重新被管理，願意通報與檢疫。
你願不願意告訴我你生體不舒服，且不顧慮坦白之後的後果呢？
一個防疫體制的成功與否，就在於它對其所有成員的可信賴性。病毒宿主並不分種族膚色，因此這信賴網絡文化的維護，不僅是勞動單位、仲介、雇主他們的事，這也是我們的事。
